我國古代，有一些建造地下陵寢、鑿洞供人們引水或便利山區居民交通行走的工匠，百姓喚其“土行孫”。一位96歲高齡的學者稱自己為當代的“土行孫”，他這就是同濟大學一級榮譽終生教授、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孫鈞先生。

新世紀以來，我國基建突飛猛進，摘下了無數個世界第一：高鐵、公路和城市軌道建設的總里程高居世界首位……擁有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最高的山區大橋，最難挖掘的隧道等。基建強國的背后離不開孫鈞的貢獻。我國許許多多舉世矚目的重大工程，如：長江三峽、南水北調、港珠澳大橋……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和身影。

孫鈞還與業界同行一起，深入巖土學科理論和工程應用基礎性研究，使我國這一領域的基建水平早已躍居世界前列，如今，上千項國際技術專利也已遠遠超越西方發達國家。

科學領航者的上海故事

初夏，走進虹口區一處靜謐的小區內，電梯上到頂層，門開處，老院士已在門口迎候我們。眼前是一位精神矍鑠、和藹可親的老人。年事雖高，這位老科學家卻“童心未泯”，見面便朝一位陪同來訪的女老師打趣道：“黃老師呀，多年不見了還是老樣子，好年輕喲。”坐定后，助手想收走他的手機，他卻“搶”過手機，小心地藏進自己的貼身口袋。他每日必看“新聞頭條”和報紙、微信，了解天下大事，關心國家建設，還不斷用手機與同行、弟子們聊聊學術和工程。

“永不懈怠，我以科學報國的理想從未湮滅。”孫老向記者傾訴心愿，而他的報國之志則源自青少年時期——

年歷經苦難童年 逐步樹立堅定信念

1937年，日寇侵華，11歲的孫鈞和家人及時從南京前往江北“逃難”，躲過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半年后，他又隨家人輾轉來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全家6口在媽媽帶領下，擠居在一家商店的閣樓上，全靠借貸度日。孫鈞幼小的心靈經常飽受煎熬，他目睹過日本鬼子、安南(今越南)大兵、印度紅頭“阿三”巡捕等的兇殘、欺壓行徑，切身感受到國家羸弱就要飽受欺辱的慘烈事實。

南京大屠殺前夕和家人一起逃難到江北

1945年秋，他從江蘇省立上海中學(今上海中學)高中工科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入了當時著名的教會大學——圣約翰大學。但因家境困難，不得不輟學短暫求職一年，后又以高分被當時國立交通大學(今上海交大)土木工程學系錄取。

1944年上海中學高中畢業照

在交大地下黨的教導和影響下，孫鈞逐步成長為一名黨外積極分子：他打頭參加了歷次的“反迫害、反饑餓、反內戰”的愛國學生運動全市大游行。他還受交大學生自治會的鄭重委托，隨身攜帶秘密文件前往杭州浙大，帶的一大包全是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宣傳品。孫鈞說，在愛國學生運動中，自己逐步培養、樹立了愛祖國、愛人民的革命人生觀。愛國奉獻、報效祖國、榮我中華，矢志科學救國，成為他一生為國辛勞而永不懈怠的人生追求。

1949年大學畢業照

1949年5月末，上海解放。孫鈞從交大畢業，被安排到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參加了三個月的短期政治培訓。當年，陳毅、胡喬木、饒漱石等革命家們紛紛前來授課。他系統聆聽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新民主主義論等課程，逐步樹立了對黨領導革命的堅定信念。

科研思考不歇 默默奮斗獲得肯定

1952年秋，全國性院系調整，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與全市相類專業都合并到同濟大學。孫鈞也轉到同濟工作。作為一名青年教師的孫鈞，受到了后來成為同濟大學校長的李國豪先生諄諄教誨，受益終生。當時李校長告誡說要在大學畢業后的三五年里，養成好的自學和勤勉做研究的好習慣。又說如果先是手懶，后來就會發展到腦子懶，不肯用心鉆研和思考問題了，那就會一事無成。李校長的話孫鈞用心聽進去了，時刻警醒自己認真勤奮做研究。

后來，即使在“下放”偏遠的皖南農村時，他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科學研究，在昏暗的一盞油燈的陪伴下，已過深夜12點了，閣樓上的孫鈞仍在專心苦讀一本巖土力學國外名著，為自己日后的學術成長打下堅實基礎而默默奮斗。

在國外大學作學術演講

上世紀60年代，孫鈞作為總體設計負責人，開始承擔上海市地鐵擴大試點工程;在上海第一座地下鐵道車站，他還主持了迄今國內外最大的預應力混凝土氣壓沉箱的勘測、設計和施工，并擔任上海市首條黃浦江越江隧道——打浦路隧道工程連續沉井法施工段的技術專家。

老先生講一件趣事：那座地鐵車站的工點位于現在衡山公園內。起初，一座封閉式的地面建筑物在園內高高聳立，隨著沉井開挖而不斷下沉，每天來公園外鍛煉、閑談的老人們驚奇地問道：“園里的那座高樓，也不見門窗，怎么會越造越矮了呢?”

1963年，國家科學基金首次著手遴選全國范圍內共17個大項國家重大基金項目，進行結題評審。當年由37歲的副教授孫鈞牽頭的課題“地下結構粘彈塑性理論及其工程應用實踐”經專家組審選，高居第一名。評審專家們在鑒定意見中寫道：“本項目成果在理論研討的廣度和深度上達到了國際水平;更可貴的是能將研究成果及時應用于工程實踐，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這是對年輕孫鈞莫大的鼓舞和鞭策，該項目之后又獲授了國家級科技進步二等獎。

在巖土流變實驗室工作

不懼跋山涉水 搞學術始終在一線

改革開放的春風終于吹來了。孫鈞激動地預感到自己將有機會實現未來的理想和抱負了。他高興地說了一句西方諺語以勉勵自己：“Never say too late&too old to learn&to do”(“只要肯學、肯做，永不言晚、言老”)。

當年，秦嶺終南山、烏鞘嶺蘭武客運專線和甘南木寨嶺等眾多越嶺鐵、公路隧道;還有，廈門翔安、青島膠州灣國內兩座首建的海底隧道、錢塘江江底隧道等江河海底的多條長大隧道;上海、北京、天津、長沙、南昌、南京、廣州和深圳等城市的軌道交通，以及虎門、江陰、潤揚、蘇通、泰州、陽邏、杭州灣、深中通道等多座跨越長江和珠江的特大跨度各類橋梁，他都積極參與、無私奉獻。作為一名“工程醫生”，他為我國基建大國的工程難點把脈問診，一直到93歲才申請辦理了離休。

記者了解到，直到2019年，他，一位93歲高齡、早已步入耄耋余年的國際知名老工程科學家，每年還要完成赴外地出差的任務30余次。

在蘇通大橋長江上橋基工地調研(前排左一為孫鈞)

孫鈞是位國際知名度很高的隧道與地下工程理論大師，學貫中西，譽滿全球業界。然而，他的研究永遠不會拘于把自己鎖在實驗室和計算機房里。他自己有個說法：“巖土工程研究一定要去現場，書本知識是間接的，學問主要在工地現場，它是一項‘隱函數’，要依靠理論功底將其上升到更深層次高度，再反饋到實踐中去檢驗，而不是送國外文獻，急著發表高水平論文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這樣，跋山涉水成了孫老的工作常態。有些工地遠在險峻之地，他卻毫不在乎。孫鈞有他的理由：巖土這東西，不能只關在學術殿堂里做空頭學問，而是一定要在工地現場“驗明正身”：“我是一個工程醫生，我的病人就是發生了各種病害的工程現場。現場有病害(隧道塌方、冒頂、涌水、突泥等等)，我人不去現場給工程把脈問診，又怎能作出正確診斷并對癥開藥?”

1987年和專家組成員在長江三峽壇子嶺工地現場(右二為孫鈞)

上世紀末，孫鈞在去湖北恩施市現場查看四渡河上一座特大跨谷懸索大橋隧道錨的錨洞時，一腳高一腳低地從約近35度的陡坡艱難地一步步到達70余米深處的地下洞底。他花了一個多小時仔細察看巖體結構產狀后，又在別人的攙扶下從鐵索階梯一步一趨地爬到地面。到了洞口，卻喘著粗氣，足足有5分鐘說不出話來。后來，孫老還滿面笑容高興地告訴人們：“這次是真的考驗我的體力極限了!”

2002年元宵，黃河兩岸徹骨嚴寒，室外溫度達到了零下18℃。在南水北調工程中線穿越黃河盾構隧洞的北岸深大豎井里，孫鈞手握冰涼透骨的鐵扶梯，艱難下到約50米深處的豎井井底。他要實地察看、觸摸巖土地質的實際產狀，為工程難點出謀劃策。

80多歲的時候，孫鈞帶著氧氣罐前往海拔3000米的西北，為蘭武客運專線(蘭州-武威)烏鞘嶺隧道施工方解難。近90歲高齡時，他又承擔了港珠澳大橋專家組專家和大橋技術顧問的任務，頻繁地往返廣州、珠海和中山市，先后40余次。在接受采訪時，他自豪地說：“現在的港珠澳大橋，一部分走海底沉管隧道，另一部分走大橋，中間用人工島過渡，那是我提出的方案呀。方案獲交通部首允而順利通過，也是一次集思廣益呢。”事后證明這個方案是完全成功的。

90多歲在港珠澳大橋上工作

想做的有許多 不甘愿“退出江湖”

離休的時候，孫鈞想到了金庸先生的一句話：做學問和當官不一樣，要“慢慢地退出江湖”。可想了想，還是不甘心啊。他說：“我想做的事還有許多許多，也可能永遠都做不完，我又怎能就此打住?”

90多歲的孫鈞向150多位青年弟子介紹了未來工程領域發展的新態勢，那就是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信息和網絡技術，以及數字化等在土木工程設計施工和運營中的風險預測預報、圖像視頻顯示與分析、結構變形控制和專用程序軟件研發等各門類子學科的開拓與創新。

據他介紹，通過人工智能科學可以發現工程設計施工中的關鍵性標靶，設計優化、新型、創意性也更強的土建地下結構，預控不測的投資和施工風險，還可以有效地彌補在傳統技術研發中當前存在的投資大、效率低、周期長以及成果轉化慢等缺點和存在的問題。這些都是土木工程領域高新技術創新研發和風險精準防控的重要支撐與發展方向。

孫鈞依舊惦記著上海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他說，目前自己比較關注的科研領域還有城市地下空間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城市的環境土工問題和軟科學在工程學科領域的進一步實踐應用等等。

年事雖高，他仍堅持上網、用電腦。他說，自己年歲大了，在高新技術探索方面，只能“有所為、有所不為”。現在最大的心愿是自己的學生“長江后浪推前浪”，這是極其高興的事。作為我國首批博士生和博士后導師，他共培養了80余位學成博士生、27位博士后，為國家建設輸送了眾多棟梁之才。他說：期待同濟源源不斷地培育出優秀人才，服務社會，實現濟世興邦的理想。